笔筒最早出现于何时，目前学术界众说不一，尚无定论。文房收藏家刘传俊先生经过大量史料研究和实物考证，得出自己的结论，著书立说，并撰写论文，首发于本刊，以飨读者。        笔筒是文房诸器中最普及的贮笔收纳之器。晚明清初，朱彝尊在《笔筒铭》中称“笔之在案，或侧或颇，犹人之无仪，筒以束之，如客得家，闲彼放心，归于无邪”，将笔筒视为笔之家，放心无邪之处。关于笔筒最早出现年代，目前学术界意见不一。　　
文献史料考 　　被大家引用最多的有关笔筒的文献记载如下。　　 　　[三国·吴]陆玑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·螟蛉有子》（见图1） ：“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，或书简笔筒中，七日而化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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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_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》 

　　[宋]无名氏《致虚杂俎》：“羲之有巧石笔架，名‘扈’（音同户）。献之有斑竹笔筒，名‘裘钟’皆世无其匹。”　　 　　[明]文震亨（1585—1645）《长物志》（见图2）：“（笔筒）湘竹、棕榈者佳，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，紫檀、乌木、花梨亦间可用，忌八棱花式。陶者有自古白定竹节者，最贵，然最难得大者，青冬磁细花及宣窑者，俱可用。又有鼓样，中有孔插笔及墨，虽旧物，亦不雅观。”其中提到了“鼓样”笔筒，插笔及墨。笔者觉得此为笔插儿或笔架一类，下文会有介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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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_《长物志》作者明代文人文震亨

　　[清]曹雪芹（约1715—约1763）《红楼梦》第四十回：“案上堆着各种名人法帖，并数十方宝砚，各色笔筒、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。”沈复《浮生六记·坎坷记愁》：“因是於行囊之外，转得吾父所遗图书、砚台、笔筒数件。”　　 　　从文献记载似乎可以看出笔筒最早出现年代，不晚于宋或三国。　　 　　那么古籍善本插图版画、古代壁画、汉画像石、砖、古画中有无宋或更早的笔筒的资料呢？笔者购买并查阅了《中国绘画全集1：战国—唐》、《宋画全集》、《元画全集》、《中国画像石棺全集》、《中国画像砖全集》、《中国古代戏剧版画集》等，暂时均未发现宋之前笔筒之踪。　　 　　有意思的是，由王圻及其儿子王思义，成书于明万历年间的《三才图会》（又名《三才图说》）“器用”部分中，找不到笔筒的注解图说，只见笔架注解。而在“人事”章节的《卷索句图》中，高士盘坐，对面的翘头几上，有一只形制与现在使用笔筒类似的笔筒（见图3）。不知是作者当时遗漏了笔筒的图说，还是父亲著书时笔筒尚未大规模流行，到儿子王思义时期已流行？不得其解。这也算是他们父子留给后人的一个有趣的猜想吧。万历时期汤显祖《牡丹亭》、崇祯版《金瓶梅》、崇祯版《瑞世良英》等版画插图中均能见到束笔之笔筒（见图4）。据此可推断束笔之笔筒自晚明逐渐流行起来。
旧站图片未随备份取得 图3_明万历年间的《三才图会-器用》（又名《三才图说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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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4_崇祯版《瑞世良英》中笔筒图

墓葬出土考

　　出土墓葬文物实例是说明问题的最好依据。先来了解一下出土的笔筒实物情况。上海宝山明万历朱守城夫妇合葬墓，出土有紫檀笔筒，其筒上宽下稍窄，与筒底分制，底承三足，上口起宽皮条线。通体光素，造型高挑优雅，是一件很有代表性的晚明硬木笔筒。这是最接近于朱彝尊《笔筒铭》中“筒以束之，如客得家”这一描述的笔筒。　　 　　建国后出土有战国（楚、秦）、两汉（西汉、东汉）、西晋（前梁）另一种单管“笔筒儿”，此种笔筒儿方便携带，适于雅集、笔会、外出之用，而非明中晚期至今置于案头“束笔如家”的笔筒。请注意我用的是“笔筒儿”而不是笔筒。中国的语言文字甚是好玩儿，只是多了一个儿话音，意思就不太一样了。这种笔筒儿称之为“笔套”或“笔管儿”更为贴切。如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、1954年湖南长沙市南郊左家公山楚墓、1986年湖北荆门县包山二号楚墓、1986年甘肃天水市放马滩一号秦墓，均出土竹、苇，或木质毛笔及笔筒儿（笔套）。1993年江苏连云港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汉墓，出土了一粗一细两只毛笔，装在同一只双管黑漆笔筒儿中，是目前发现最早的“对笔”和双管笔筒儿。1985年在甘肃武威旱滩坡前梁（317—376）墓，出土了一只带有墨迹的松木笔杆毛笔及笔筒儿。（以上资料摘自王学雷《古笔考》一书）（见图5）这些出土的高古时期的笔筒儿（笔管儿、笔套儿），与明清流行使用的笔筒相比，虽同为笔之收纳之器，但用法、形制迥然。明清之制笔筒更像“桶”。　　 　　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孙机老师在《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》（见图6）一书的“文具”部分中，把这种笔筒儿（笔套），称之为“笔套筒”，他指出，“这种笔套筒即江陵张家山汉墓遗册所称‘笔有一管’之管。《荀子·赋篇·箴》：‘管以为母。’管指针管。盛针的筒名管，盛笔的套管西汉时亦名管；东汉后期始称笔杆为管。”我们现在有些朋友，还是喜欢将笔的量词称为管，如一管笔、几管笔。孙机老师另外一本著作《中国古代物质文化》的“文具、印刷、乐器”一章中称：“搁笔用笔架，贮笔则用笔筒，笔筒的前身是书筒、诗筒等物，唐人已用竹筒储存文字资料。唐·钱起因为受赠青竹筒而写的诗中有云：‘楚竹青玉润，从来湘水阴。缄书取直节，君子知虚心。’是说用竹筒盛书卷。元代始以竹筒贮笔。创造出了笔筒。”孙机老师认为元代以后才出现了笔筒。　　 　　文物出版社1998年出版，北京故宫博物院冯先铭主编的《中国古陶瓷图典·器形·笔筒》一书中阐述：“笔筒，文房用具，插放毛笔之用，始见于宋，流行于清，器型似筒状。宋代笔筒口径较小，传世不多。”而北京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《中国文房四宝全集4·文房清供》里，张榮的《错综群艺，千古芳华——文房清供概述》一文中论述“笔筒之始作应在东晋时期”，该书中还收录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东晋青釉笔筒。遗憾的是两书中均未就其阐述的笔筒产生年代，提出进一步的论据。或许相隔10年研究人员已找到了确凿的证据，证明青釉笔筒为东晋时期。期待有更详实的资料公布。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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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5_《古笔考》（王学雷著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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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_《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》《中国古代物质文化》（孙机著）　

  　扬之水老师在《宋墓出土文房器用与两宋士风》一文中指出：“至于插笔之用的笔筒，也不见于两宋，它大约自明代方始蔚成风气，与竹刻的发达密切相关，兴盛之后便有了各种质地的作品。”　　 　　马未都先生在《马未都说收藏·明清笔筒》一书中说：“比起其他文具，笔筒简单而实用，可是在明朝中叶之前，文房用具中却没有笔筒。”“就目前已知的实物论，笔筒的产生不会早于明代的嘉靖朝。”马先生的观点与扬之水老师观点一致。　　 　　李庆新《明代海外贸易制度》一书中的“明后期开海贸易与制度调适”章节记载：万历十七年，提督福建巡抚都御史周寀批准《陆饷货物抽税则例》，征税商品103种113项；其中万历十三年进口商品中有“正青花笔筒”，税银每个四厘，“青玻璃笔筒”税银每个四厘五毫。这是目前能找到的最早记载笔筒的、较权威的资料。　　 馆藏文物考 　　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青釉笔筒（见《中国文房四宝全集4·文房清供》）标注为东晋（见图7），但未注明传世或出土，以及断代理由。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藏一只，将其标注为宋官窑粉青瓷的笔筒，因提有乾隆御题诗，诗中乾隆爷认定为宋代，故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判定为宋代（见台湾同朋社出版的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《文房聚英》）。因断代争议较大，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方面也觉得定宋没底气，在1989年的《宋官窑特展》上，此笔筒的参展标注为“依风格看可能是清朝之物”。（见图8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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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7_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青釉笔筒（见《中国文房四宝全集4-文房清供》）标注为东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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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8_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藏，标注为宋代官窑粉青瓷的笔筒　　

　　南京博物院藏，被鉴定为明正德年间的朱松邻制高浮雕松鹤纹笔筒（见图9），阴刻铭文为：“余至武陵，客于丁氏三清轩，识竹溪兄，笃于气谊之君子也。岁之十月，为尊普熙伯先生秩寿。作此奉祝。辛未七月朔日，松邻朱鹤。”马未都先生在《马未都说收藏·明清笔筒》一书中对此笔筒断代提出了异议，指出：“此笔筒作于1571年，为隆庆5年。此为已知最早的带纪年款的笔筒。”马先生认为，朱松林的孙子朱三松留有铭“崇祯庚辰三松制”的竹刻笔筒（见《竹刻胜语》），若朱松林为明正德年间人士，那么祖孙三代跨度大致是130年，这不太合常理。另外上海博物馆馆藏有一件竹雕“归去来兮辞”、铭“万历乙亥中秋，小松朱缨製”款识的笔筒，也是一件难得的、带有纪年款的明代笔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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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9_南京博物院藏，被鉴定为明正德年间朱松邻制高浮雕松鹤纹笔筒

　　另外一件藏于安徽省博物馆，标注为宋代的象牙烫刻《蹴鞠图》笔筒（见图10），孙机老师及马未都先生均判定为晚明。日本根津美术馆藏有一只类似的，象牙烫刻山水人物图笔筒（见图11），根津美术馆标注为明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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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0_安徽省博物馆藏，标注为宋代的象牙烫刻《蹴鞠图》笔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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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1_日本根津美术馆藏，标注为明代的象牙烫刻山水人物图笔筒

　　介绍了古今文献中的、古墓出土的，以及馆藏带纪年款的，无纪年款标注年代较早、断代争议较大的几件馆藏笔筒。余不妄为评判前辈专家、学者、藏家对笔筒出现年代的论断。只是把资料尽量收集罗列于此。供大家参考。也许今后的某一天，还会出土或发现传世年代更加久远的笔筒实物呢。

中山刺猬紫檀